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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证据采信障碍与法律保障
浏览次数:153编辑: 刘黎明   发布时间:2015-05-16

诉讼证据采信障碍与法律保障

刘 黎 明

  :诉讼,实际上就是诉的在结合诉讼证据的示证、质证、辩别和审判机关的认证、采证的全过程。在客观真实证据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为了获得诉讼上的最大利益,往往以不同的形似合法实为违法的方式(伪证、假证的方式)来规避对证据的正确审核与采信,以期达到利已而不利他人的诉讼目的。实践中由于人们思想中趋利意识的支配,力行伪证、假证对诉讼证据采信所产生的阻滞是严重的。从而扭曲和阻碍了诉讼程序中证据的审查核实,有时甚至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这在本质上危害了诉讼正义。这种状况,不仅在法理上显现出证据采信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立法,同时也体现了单行证据法规对诉讼影响力不够的一种整体证据立法滞后的尴尬局面。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人民法院和有关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造成了各方的讼累。更重要的是使当事人对法院、对法官丧失信心,败坏了社会风气,近而从深层的意义上动摇了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和对党和政府产生不满甚至对抗情绪。本文基于对六安诉讼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的分析探究,力图从司法实践和立法的两个层面上提出了制约伪证、假证的一些有价值的措施,希冀对诉讼证据的正确审查认定有所促进,并为维护国家的审判正义做出点滴贡献。

 

关键詞:诉讼证据 伪证假证 采信障碍  法律保障

一、导论:

对于证据的判断与认定采用,是审判的重要程序,它对案件的正确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两大法系的证据采信基本状态有其不同的特点,在诉讼证据审查采信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要求。集中反映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大法系之间的区别,在西欧特别是欧洲大陆,主要盛行的是职权主义,职权主义的认证采信证据的主要标志是法官处于主动的地位,国家赋予法官广泛的权利。一方面可以向双方调查、讯问出示证据以决定对证据的取舍。另一方面,坚持法庭调查是刑事诉讼的定罪量刑的必经程序,它要求事实的认定,要有相应的证据,即使被告作了有罪供述也不能终止审判,还必须取得形式上的证据。而当事人主义主要盛行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其主要反映在,第一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第二充分尊重嫌疑人的主体性,重视保护被告的权利,规定不能对被告进行歧视,在审理中只要不是在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有罪陈述就可致使审理结束1,第三,法官在诉讼中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保持中立,处于被动地位,主动权操纵在当事人手里。因而庭审不是必经程序,法官处在被告与控诉人两方面之间,没有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双方可以进行辨诉交易。但不论是职权主义还是当事人主义,在诉讼的证据的认定采用上,均为自由心证原则。这种原则的本质是要求法官凭自己的良心、理性来采用证据,这在欧洲的诉讼证据的运用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证据展示要求是自由举证对等辩论,提供证据材料以确保内心确信,倡导注重法官的积极性,主动调查证据,审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和鉴定人,重视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与控诉方的控诉权利对待,当然这些要求对职权主义更为重要,它在对案件事实证明的标准上。对于刑事案件,英美法系要求是“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2大陆法系要求是“内心确信、和高度盖然性”,而对于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要求,两大法系[1]区别不大,所要求的是所举证的“盖然性优势、”“盖然性平衡”以及“优势证据”法则,完全用百分率的方式来确定证据的充分与确实问题,实践中掌握较为容易。在这种证据的审查采用的制度下既发挥了法官的积极主动性又突出保证了当事人的举证权利,特别是保护了当事人的辩护权对实现采信证据的有效真实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事人主义的质证、认证过程对证据的审查确定直至采信,对伪证和假证有较大的扼制作用。

我国证据采用的原则是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这种证据制度从宏观上讲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绝对真理化,该制度的具体要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种证据的采信制度从宏观的意义上讲是富有理想化,所提出定案的证据要求不管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耶或是行政诉讼,所采用的是统一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种要求,抽象而不确定,不便操作。对此,可以尖锐地指出,就是没有量化意识,这样在客观上对不同案件的处理就导致了较大模糊与疏漏,为伪证、假证留下了可乘之机,使审判中的证据采信产生了许多不应有的阻滞与障碍。

二、证据采信障碍及其主要表现

我国采取的是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现在的司法改革中,要求加重当事人举证责任,强调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认证。这种审判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如果审查程序没有相应的审查证据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就会使伪证、假证大行其道以可乘之机。在实践中,提供假证的有当事人、代理人或代理律师、证人、出证单位等,从主观上讲一般都是故意。以下仅就六安审判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案件看,伪证、假证干扰主要有以下六类表现形式:     1、串通一气。即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与证人、出证单位串通一气,违背客观事实,应一方要求出具对一方有利的证据。如原告张某诉被告赵某青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原告付清了全部房款,而被告未能依法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原告张某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在案件判决前,被告赵某出具了房屋产权证书,法院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张某向房管部门查询发现此房屋产权证书没有档案资料,遂申诉。法院再审查明,被告赵某所提供的房产证系其与市房管部门一工作人员串通非法获得,属无效证件。这种虚假的证据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和精神损失,也对法院的审理及其认证采采信证据形成了障碍。     2、直接伪造。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为了获得胜诉或获得超值赔偿而直接伪造证据。如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中,原告赵某向法院提供了一张盖有“某某结核病防治医院”公章的“休息两个月”的诊断证明书,再审时审判人员到公章标明的地点去进行核实,发现根本没有“某某结核病防治医院”这一单位,只有“某铁路局某某结核病防治院”,公章为私刻伪造。     3、移花接木。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通过将他人同类型票据进行挖补、粘贴、复印等变造成自己的票据而向法院提供。如原告赵某与被告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一案,原告赵某向法院提供了一张医院出具的金额为2000元的医药收据复印件,并谎称原件丢失。法院经到医院调查,发现这张收据系原告爷爷的就诊收据,复印件系粘贴人伪造所致。     4、不负责任。证人、出证单位不负责任、或应关系人要求出证、或随意出证,或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间出不同的证据。如在一房屋租赁案中,被告代某与房屋原产权单位某公司订立房屋租赁合同,被告代某投资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改造成饭店。后房屋产权发生变化,新产权单位原告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理由是合同期限已满,并向法院出具了原产权单位某厂厂长陈某的“租赁期一年”的证词。一、二审法院据此判决解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再审中,某厂长陈某再次给被告代某出具“租赁期三年”的证言,经法院核实其本人和对订立合同参与人调查,发现“租赁期三年”的证言是真实的,调查 中问其为何如此作证?陈某称:“他们叫我这样说,我就这样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不负责任。”。该案由于关键证人陈某矛盾的证言而导致案件错判。

5、钻空涂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利用对方当事人向自己出具的证据的空子或漏洞进行涂改变造。如在一桩买卖合同纠纷案,原告将被告的欠货物“90支”改为“190支”、“52套”改为“152套”,并进行价格计算,就是利用了被告出具欠条数额小写易于涂改的便利,以期诉讼的形式获得非法利益。     6、为己所用,粉饰隐匿。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向法院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则进行隐匿或拒绝提供。在原告曹某与被告毛某买卖合同一案中,原、被告长期有业务往来,双方经常互相打欠条、收条。原告曹某向法院提供了被告毛某亲笔书写的欠条一张。后法院调查,这张欠条系从一张双方货物来往清单上裁剪所得,该单据的另一半上还有原告曹某亲笔书写的欠被告毛某货款的欠条一张。结果,假证的提供者并没有得到惩罚。

7、公开说谎,此类主要涉及证人证言的虚假与危害。个别当事人为获得诉讼上的利益,在而申请一些不具有作证资格的“证人”到庭作证以期使自己的证据获得补强的效果。有些证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当庭说谎,但由于没有对谎言较为严格的追究制度,从而导致了谎言盛行,无拘无束。同时也加大了诉讼成本,严重影响了法院正确迅捷断案。

上述各例表明,我国的诉讼程序对于伪证、假证,还没有创制一个可以自动进入对虚假证据提供者的及时惩治的规

三、产生伪证、假证问题的原因分析

伪证、假证问题之所以产生并表现的如此突出,是和一定的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密切相关的。就其内在原因分析看,主要有当事人和审判人员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淡薄,尤其是对程序问题和证据制度了解掌握不够;对证据审查核定的水平低劣。外在原因主要在于法律对伪证、假证问题规定的遗漏,追究假证责任的程序过于复杂。例如在对于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条文空洞,有些过于抽象难以实施,加之以及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虚假证明责任追究惩罚力度的不够。就显得该问题必须认真分析解决。具体说来:     (一)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法律知识贫乏。应当说,这里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既包括恶意制造和提供假证的,亦包括因假证利益受损的。对于前者来说,之所以恶意提供假证,虽是出于超额利益追求和胜诉之需要,但其法律意识之淡薄也正好从下述两点体现出来,一是对提供假证的法律后果认识不清,二是对于提供假证的事实结果认识不清。既认识不到提供假证的法律后果要被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刑法》第307条第1、2款的规定,轻则拘留罚款3,重则狱中过年,又认识不到即使是在诉讼中侥幸获取暂时性胜利,换取一时的利益的潜在危害,然而对最终裁决结果来说,无非是“抱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依旧逃脱[2]不了败诉和被制裁的注定结局。对于后者来说,不管是出于疏忽大意还是法律知识匮乏,在对待假证问题上依旧显得意识淡薄。其一是对于对方所提供的假证,不会或不能采取得力的措施,戳穿该项证据的虚伪性,于诉讼中将其排除在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据之外。其二是针对对方提供的虚假证据,虽不能揭露假证的本来面目,却也不懂得去搜集支持自己诉讼请求的合法有效证据来为自己的服务,庭审时要么不会举证,要么举证不力,要么乱举证,并且还不懂得质证。甚至对有些证据无法搜集或无法判断认可也就罢了,却又不明白原来举证当事人也可通过向法院申请来达到搜集有关证据材料和做出科学鉴定的目的,因而说,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法律知识贫乏是一大重要因素。     (二)法律对民、商诉讼案件中假证问题的处理不完善和处罚偏轻。我国刑法第307条规定了一个“伪证罪”,用来惩罚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 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但是该行为必须发生在刑事诉讼中,显然对于民商事案件中的假证行为显得鞭长莫及。此外,虽然刑法又进一步规定了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第307条第1款的“妨害作证罪”、第2款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依旧显的苍白无  力,尤其是针对作假证的证人惩罚的力度不够。此外,民事诉讼法第102条、104条4将假证问题列入妨害民事诉讼活动范围而采取罚款和拘留的形式给予处罚,但这种规定一方面在程序的启动上所规定的非常复杂而难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由于罚款数额太低和拘留时日有限,实践中无法起到扼制假证、伪证的作用。因而,在目前新的约束机制和解决方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这无疑也是导致假证问题突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证据制度了解不多,利用证据保护自己的意识不强。如前所述,应该说,现在的法院在送达起诉状和开庭通知书的时候,都会附带地给对方当事人送上举证责任通知书,明确告诉其举证这一权利和义务,要求在接到起诉状后应立即就对方所起诉的事实而为自己收集有利的证据并向法庭展示。但在实践中,或许是出于法院送达人员没有尽到明确告知义务,或许是出于对方当事人的疏忽大意,又或许是出于对方当事人不懂法,才往往使得要么不重视证据制度,要么不懂得如何搜集有利证据而利益难以维护。进一步说,一些当事人连如何去搜集有利证据维护自合法权益尚且不懂,又何谈通过反证和质证去揭露和批驳对方的假证?!     (四)审判人员对《证据若干规定》学习不够或出现理解偏差。自从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若干规定》出台以后,个别审判人员未能开动脑筋,更新观念,没有通过认真学习去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需要,不注重将理论学习与实务工作相结合,不注重在审判实践中去理解该规定,去运作,不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一味地沉浸在旧的证据规则中,按旧的机械方式完成举证责任分配,完成对证据的审核、质证、采纳。甚者,审判人员对《证据若干规定》理解出现偏差,误认为它是淡化法院“职权主义”推崇“当事人主义”的证据审查模式,从而机械弱化法官主动搜集证据职能,有些审判人员在实践中所实施“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就是一味地任由随意当事人举证,不愿主动出去调查核实,尤其对一些原始单据,仅凭着该单据本身的客观真实性就予以采纳,却并不去调查该证据的来源及其是否与案件具有关联性,对于《证据若干规定》中的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逾期举证的不质证情况”、“举证责任倒置”5的8种情况以及“不能作为依据的证据”情况难以理解和把握。    (五)个别审判人员轻视程序。从程序正当的原则出发,“没有程序公正便不会有实体公正”6。但往往在实践中,有些审判人员轻视程序,轻视庭前证据交换,轻视法庭调查,轻视证人出庭作证,轻视质证过程,对于有些案件违法地采取缺席判决,非法剥夺当事人举证、质证权利,缩减当事人举证时限和答辩日期,甚至是该交换的证据不交换或者由于刚愎自用,轻信和轻易采纳一些虚假证据,从而使得程序既无法对实体公正产生保证,又无法使程序发挥其初衷价值。

四、制约伪证、虚假证据的法律断想

(一)开展程序正义性的思想教育。提高程序正义观就是其中一项工作。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方针已定,目标明确,如何去实现呢?从重实体、轻程序的历史中我们应吸取教训并受到深刻启发。

依法治国,不仅要依实体法,还要依靠程序法或者说科学而严格的程序法来实现。可以说程序正义在法制建设中居于枢纽位置。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义程序,一个国家和人民共同服从程序的状态和公正度是衡量该国法治程度的标准。缺乏公正程序的法治,只是失却理性选择自由的法治,当然是难以协调运作的;而往往需要强制执行的法治,其结果是违背人们的意愿,在怨声载道的哀叹中,留下法治的阴影,失去法治的灵魂。目前,我国为实现现代化的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审判改革,其目标应该是完善和优化程序,加强程序正义的保障,从而逐步提高程序(法)的独立地位,使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只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7一样具有不可违反的法律尊严时,法治现代化才不会沦为空话。

(二)完善有关法律规定,大胆引入先进的证据规则,积极创造条件进行《证据法》的立法工作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法律层面上对假证责任追究规定的纰漏以及惩治措施的过轻,加之因假证可获得巨大利益的诱惑性,使得许多当事人和证人才敢以身试法,才敢以身犯险。为了有效惩治伪证假证,在制定《证人法》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专门立法机关应当修改相关法律条文或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加重对民事诉讼中提供假证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的惩罚。具体措施上可采取:

1、必须当庭签订保证书,保证自己就所知道的某些事实会如实向法庭陈述,如有虚假则自愿承担某种不利后果。这样既可以弥补立法上对证人作假证惩处规定的不足,又可以警示证人作证,并为以后的证人责任追究埋下伏笔。

2、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庭审中,在证人无故不出庭的情况下而单靠宣读证人证言,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给质证造成困难,又使得对证人虚假证明责任的追究难以落实,因此,在对待证人问题上,非法定特殊原因,法庭应明确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3、要建立虚假证明责任人赔偿制度。也就是说,提供虚假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必须就因自己作假证而给对方当事人或法院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面的赔偿责任。比如说,在不同机关鉴定某一证据为假证后,相对人为此所支出的车费、差旅费、鉴定费、因证据虚假而造成的诉讼代理费均由提供伪证者承担。

4、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应最大限度地引入“交叉询问”规则8 目前法官信任度不高,人们对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性也持怀疑态度。因此,任何相对弱化法官职权的举措都可能被认为是有利于公正审判的。在实践中常发生的现象是,法官通过干预询问有意制止一方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利用诱导性询问提供有利于一方的证词。职权询问所表现的弊端使我们在心理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拒斥感,因而我们期待着具有平等对抗的“交叉询问”,立法以最大限度的原则引入诉讼过程。

交叉询问的前提是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我认为在刑事案件中可以规定不同的审级,在民事案件可限定以不同的标的建立最大限度地引入“交叉询问”制度,这样可以加强对伪证和假证的审查力度。有效地纠正证人的偏见与不可信,真正地起到制约伪证假证的作用。

5加快证据立法的速度 我国的证据立法非常滞后于现行的诉讼实践,其证据规则主要散落在三大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之中,证据的运用相对而言缺乏严谨的机制。因此加速证据立法有助于提高我国诉讼证据查证采信的科学性。

(三)规定关于证据问题的阐释义务。为进一步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确保程序公正,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和确保裁决结果公正,应当规定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中就相关证据问题对双方当事人和证人有做出阐释的义务。该种义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审判人员必须如实告诉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为何收集证据、如何收集证据、如何申请法院进行证据收集以及提供虚假证据会受到的责任追究和惩处等等关于民事诉讼规定和证据规定的内容。第二是审判人员必须告诉证人有如实提供证言的义务,有非法定特殊情形出庭作证的义务,要求其签订保证责任书,告诉其如向法庭提供虚假证言则会承担的相应不利后果。第三是审判人员在开庭审理中尤其是庭前证据交换和法庭调查阶段,对双方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形式、证明效力及可采性作以介绍,如采纳相关证据,则应说明予以采纳的根据,如排除,亦应说明排除的理由,并尽量形成书面形式或体现在判决书中,使双方当事人在证据方面做到彼此心中有数。

(四)加强教育培训。所谓加强教育培训应当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以各种普法宣传形式对周围群众进行泛化的教育培训,另一层意思则指对司法、检察和审判人员所进行的专门教育培训。在此侧重于后者。培训的方式可以采用集中学习、观点争鸣和以案释法的途径进行,对审判人员尤其是一线审判人员就《民事诉讼法》、《证据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诸方面的内容,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使其深刻理解法律规定的内容及立法精神所在,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防患意识,炼就分析和辨别假证的能力。    (五)完善错案追究制度。应该说,由于假证问题而导致的冤假错案,其原因除了某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恶意提供虚假证据外,审判人员素质低下和严重的不负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在解决假证问题上,可以一方面从当事人和证人方面着手,另一方面从审判人员自身着手,并且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因假证问题而导致的错案追究制度,增强审判人员在证据审核问题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变压力为动力,主动有效地解决伪证、假证问题。     (六)严格程序、周密查证。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前提和保证,结合假证问题来看,有些审判人员或是出于对程序的轻视,或是出于急功近利,在案件审理中违背法定程序或越权处理,该质证的不质证,该出庭的不出庭,该交换的证据不交换,不要求举证人出示证据原件,不按法定程序逐步审理,不按照审查要求完成对证据的调查核实,而一味注重实体部分或将程序当成导出其内心确定的判决结果的形式,从而使得程序在防止和解决伪证、假证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要强化程序,第一要对审判人员就案件审理的程序问题进行专门的说明与教育,使其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态度。第二是在案件审理中,非法定情形,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案件审理,扎实地做好每步工作,第三是在庭前证据交换、法庭调查、质证甚至是辩论和证据采纳等程序方面,必须严格把握,决不允许非法简化和省略关键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先在程序方面解决伪证、假证问题尔后达到全部解决的目的。

五、 结论

在诉讼证据的审查与采信过程中,不论何种证据都应该符合诉讼证据客观、关联、合法的标准。摒除伪证、假证行为,首先应该从思想理论上建立起法理的屏障,方法上更应该穷尽其维护诉讼证据展示与审查之严格而科学的措施。在实现证据打假、程序公正,这一崇高而艰难的事业中,最终还是要从证据立法的角度,来追求法理上的最高境界,切实保证诉讼证据的合法、全面、客观的认证采信。

 

 

 

 

 

 

 

 

 

 

 

 

 

 

 

参 考 文 献

[1]安徽省高级法院编,《民商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精编》,2002,2第19、第115、830、898页,

 

[2]国家司法部主编,《中国律师》陈珺,“实质真实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第35页2002年第10期,

[3]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第33、35、98、266页,

[4] 罗尔斯(美国),《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0、225 、293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法学研究》张继成,“从案件事实之'是`到当事人之'应当`”2003年1月第一期,

[6]中国法学会主办,《中国法学》王亚新,“证人出庭作证的分析框架”2005年第一期。

 

1,2樊崇义《证据学》2001年版,第32、35页

3《刑法》第306“伪证罪主体问题”、第307条“对伪证的规定”,4《民事诉讼法》第102条、104条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4条、第15条第33条6《中国律师》“实质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2002年10期,第35页。

7美国 罗尔斯《正义论》“正义的原则”第50页, [4]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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